（摘錄自女主祭北區首映與談）
本片主角蕭昭君教授：
首先，吼～～可以講台語嗎？因為…台語是我的母語。首先感謝我的爸爸媽媽，（拍手），因為自從小時候開始，我就是我家唯一的女孩，但是我的眼睛可能被蛤仔肉糊到，並沒有去瞭解說男生跟女生有什麼不平等的地方。
所以沒什麼瞭解到說有不平等的地方，阿就是這樣長大。要等到我四十歲時，碰到我學生的問題，才讓我開始關注到性別不平等的現象。所以在1990年我得到博士時，我爸爸想要去祭祖。阿那個時候我還在想說，「阿！怎麼都沒先跟我問一下，在那個地方走出去這樣，好像不太好。」那個時候還在想說，爸爸，你在做什麼？
然後我就想到，我讀大學時，有機會第一次去讀到我家員林的族譜。族譜上，我看到我哥哥、小弟、阿伯的名字，但是沒有看到我自己的名字時，是很傷心的。我的傷心就是說，我不是這裡面的小孩還是怎樣？所以那時我問我爸爸，我的名字怎麼沒有在上面？我爸爸說：女性的名字本來就沒有在上面。
注意，「本來」就不在上面，也就是說這個事情變成天生自然，就認為女性的名字就不在這個地方。但是我們沒有去想到，其實族譜是人寫的，不是天生自然。
影片裡面有人講，這不是我們訂的，是祖先傳下來的。但是祖先也是人阿，也是人下去建構的。
我就跟我爸爸說：歐吉桑，這個頭殼壞掉，你女兒的名字沒有在上面。我爸爸那時就跟我說：女性的名字如果要在族譜裡面，那不然妳去選縣長。他那個時候的確是這樣跟我說，我心裡想，所以這就叫做「不可能的任務」。
我們開始寫《大年初一回娘家》的時候，這些往事經驗才又都跑回來。才會去想到，既然那個時候我父親有和人聯繫過，那是不是這個時候我們來做做看還是有點可能？
本片導演蔡靜茹：
昭君做這樣的一個行動。如果她今天沒有做這樣的行動，你想講一個這樣的題材或故事我想也不太可能去完成它。所以我想一步片子的完成它其實是有很多人通力合作的。
蘇芊玲教授：
我跟昭君大概八十年代中期就認識，可是前面十年沒有交集。我在想所說不定前十年她一直在想說那個搞婦運的人到底怎麼回事，跟我不同路這樣子（笑）。可在片中她有說在96年她在學校處理性騷擾案的時候，去跟婦女新知求助，其實就是我去的啦，然後那個畫面我也還都記得。
至於說今天這個題材，我自己從小其實不是很遵循或是很重視習俗的人，常常都因理念就要被迫行動這樣。我其實跟蕭老師一起編《大年初一回娘家》，那篇名是我寫的。
我二十多年來就是一個大年初一回娘家的人。那這不是一個抗爭的行動，那當時就是單純的覺得台北過年很不好玩，屏東很好玩這樣子，所以很想早早的就回屏東去。
後來慢慢接觸性別後，才發現說我的案例不是大部分人的情況，這確實還是一個問題，才會覺得是行動真的是有必要。今年我覺得非常棒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影片，也是帶著感謝的心，非常謝謝大家。
（錄音檔資料整理：by林青穎、鄭書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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